政治狀況

唐英年做議員時認為市民要的是60個直選議席，全面取消功能組別；現在卻要增加５個功能組別至３５個，這就是人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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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四川豆腐渣工程的維權人士譚作人被中共拉進監獄進行封閉審訊，不讓世界各地任何傳媒採訪，幸好亞洲週刊登了呈登陳述－－－《譚作人被禁制的最後陳述》。

「今天，我被起訴指控的罪名，是涉嫌「煽動顛覆政權和推翻制度」。這是一項嚴重的控罪，卻與我所做過的事，沒有多少法律關係。《起訴書》指控的所謂犯 罪事實，是三件幾乎無人知曉的個人行為：一篇寫於二零零七年的個人回憶文章，一件在二零零八年為地震災區義務獻血的個人行為，一個在二零零九年發出的私人 電子郵件。這三件事，與二十年前的六四事件有一定關係。然而，掌權的人和執法的者並不是為了六四而把我投獄，他們另有目的。

為什麼，對六四的官方稱謂，從最初的「反革命暴亂」，變成後來的「動亂」、「六四事件」、「政治風波」？為什麼，這件二十年前的歷史事件，今天成為 構罪理由？為什麼，本案的控罪從「五一二」變成「六四」，從「顛覆政權」變成「煽動顛覆政權」？為什麼，行為人主要的社會活動被刻意隱去，而其微不足道且 鮮為人知的個人行為，要被追究？為什麼，本案要避重就輕、避實就虛、聲東擊西且虛張聲勢？本案究竟是因事構罪，還是因人治罪？究竟是治思想罪、治言論罪， 還是治行為罪？究竟是因為案外因素而預防犯罪，還是因為權力意志而懲罰「罪犯」？為什麼，行為人能夠對事不對人，行政人卻只能對人不對事？執法者為什麼要 錯位構罪，開法律的玩笑？」

「我所做的一切，無非是盡一個公民的義務﹕堅守常識，說出真話。如此而已。

良心和勇氣，是公民社會之魂。曾經，因為公開而不張揚地批評質疑市政府個別領導的一項公共決策，我被本市主流媒體評選為「成都市文明市民」。多年 來，常有一些政府官員對我說，成都市民都像你這樣就好了。這類評價的來源，包括市人大、市政協、市建委、規劃局、旅遊局，等等。我被捕後，本市四個主要民 間組織到我家送花籃，慰問家屬。部分成都市民和成都讀書會書友自發前來探監、捐款。一些網民發起「回家行動」，慰問卡片雪花似地飛向我的羈押地。

這些社會反應出人意料，感人至深！我把它視為公民社會在成長的社會進步表現，也視為家鄉人民對我的鼓勵。這種鼓勵表明﹕成都，需要更多的積極市民，需要有良知有擔當的城市「刁民」。

哪裏有錯誤，哪裏就有反對者。沒有反對者，就沒有公民社會。當今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的社會矛盾中興高發期，任何公共決策錯誤，都可能成為矛盾爆 發的催化劑。所以，為了全社會的整體利益，尤其需要為了公益而敢於抗爭並善於抗爭的反對者，需要為了社會淨化而勇於「幹髒活」的人。在制度建設層面上，更 加需要實現憲政條件下的司法獨立，需要國家刑法向公民刑法轉型，革命刑法向建設刑法轉型，建立公民權利的法律保障體系和公民社會的制度保障體系，以改變中 國經濟發展與法治不彰的巨大反差，改善兩極分化及社會不公問題。正在積極創建法治政府的成都市，必將面對這一歷史考題，從司法改革開始，交出自己的作品。」

香港政府愈來愈像中共，官商勾結（如新世界集團梁展文事件，不停拆區讓地產商起商場豪宅），打擊民主（沒有普選路線圖，政改方案：增加功能組別議席），高官不理會低下階層（唐英年同意要強化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曾蔭權視民望如浮雲），打壓民意（多次非法禁固遊行人士，勾結傳媒－－－捐１００億四川只有少數傳媒報導，唐英年承認要強化社會問題也只有蘋果日報與ａｍ７３０一篇自由撰稿人報導）